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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西學 治中學:現代學科創設中的師門傳統

發布時間:2021-09-10 作者:林瑋 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神州學人雜志

現代中國的學術傳承與進展,與海外學界關系極為密切。它一方面延續傳統師徒制的共同體連接,以“導學關系”為學術研究方法和流派成型的紐帶,另一方面則不斷受益于海外學界的交流與沖擊。在一個師門里,弟子在延續師承的同時,也需要加入自我“發明”,而這種“發明”很可能來源于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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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與海外學界交流日漸增多以來,這種現代學術的師門傳承關系更加明顯。每一代有師承關系的學人都以三種對知識、價值與方法的關切回應著自己的研究領域——從老師身上學到的;從廣泛閱讀和交往(包括與海外學界的交往)中學到的;自己生成的。自我生成的知識、價值與方法,須以前兩者為基礎,再增以己見,才能成學術之創新。學界的知識傳承,無不以這種創新為傲。而這種創新基本來自于古與今、中與外的對話。我是學文藝學出身,在北京師范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我從自己的師承一脈說起,試著呈現一段學術共同體發展的獨特歷程,并以此銘記對幾位老師的感激與懷念。

師門傳統:一門現代學科領域的確立

文藝學是一門中國特色學科,奠基人是曾留學日本的黃藥眠先生。1953年,黃先生在北師大成立了全國第一個文藝理論教研室。他是我導師的導師。

這位畢業于廣東高等師范學校英語系的愛國民主人士,早年曾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抗戰勝利后在香港參與創辦達德學院。他的學問有著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但正如我的導師王一川教授所言,他是“一名隱秘地傳承了中國古典詩歌氣質的浪漫主義者”,在浪漫中更飽含了中國古代文學關懷社會的理論傳統。

我導師的副導師童慶炳教授,就直接受教于黃藥眠先生。1983年,他協助黃先生創設中國第一個文藝學博士點,而王一川教授就是1985年入學的全國第一批文藝學博士生。童教授的學問以紅學起家,而他回憶起自己的大學,說“當時的快樂幾乎都是‘蘇式’的”。在1963年-1965年、1967年-1970年兩個時段,他赴越南、阿爾巴尼亞任教,避開了國內的紛擾,又通過海外經歷更加堅定地確立了把中國古代文論與馬克思主義文論結合起來思考的路徑與方法。直至童教授的晚年,在他給我們上的“文心雕龍”課上,也總能體會到這種中西方合而論述的新意迭出。

我的導師王一川教授在博士階段接受的師門訓練,即來自于此。1982年,王老師進入北京大學攻讀文藝美學碩士學位,其導師胡經之教授以中國古典美學為教。但王老師說,他的“學術道路的真正起步,是對西方體驗美學的研究”。這一研究就起點于他在導師黃藥眠先生、副導師童慶炳教授指導下寫的博士論文《意義的瞬間生成》。那時,國內對西方美學的理解集中于生命、感性、體驗,個性自由與自主沖動極為盛行。這篇博士論文影響頗大,至今仍有不少學人自述深受其啟發。只是,他雖寫的是西方,但當時并沒有到過西方。而更有意味的是,他自己很快就偏離了這篇博士論文樹立的研究方法與聚焦方向。

導師治學:一項人文學術演進的個案

1988年1月,童慶炳教授遞給剛剛拿到博士學位的王老師一份教育部紅頭文件,“到英國做博士后研究吧?!彼f,“將來年輕人都必須出國才有大出息?!蓖淌诠膭钔趵蠋煴M力安排好家庭的事,抓住這一寶貴機會走出去見見世面。那年8月,王老師赴英國牛津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合作導師是著名馬克思主義美學家特里·伊格爾頓。在牛津大學,他自謂遭遇了一次“語言論震驚”(linguistic shock):“不同系科的課程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語言’和‘語言論轉向’等問題,而我在國內時所認為熱鬧的體驗美學早已成為明日黃花?!?/p>

那時的中西方相隔確實遙遠,彼此間的思潮絕少呼應。這種震驚讓王老師發生了巨大轉型。1984年他到北師大任教,邊教書邊讀博,總是把自己標舉的體驗美學融入教學,課堂上熱烈而融洽,課下就著大白菜喝啤酒談美學,幾乎零距離地進行師生對話。而1989年秋,他結束牛津大學的博士后研究回到北師大,這種現象就少有了。他以修辭論美學跨越了體驗美學,教學上也傾向冷靜的學術梳理和批評實踐,多以語言學模型來分析中國文藝文本,告別了當初課堂的想象與激情。王老師說,一些當年的學生陸續考回來讀研究生,發現課堂變化很大,“我深知他們要的是什么,但我確實已無法回到從前了?!?/p>

我的理解:一條基于師門傳統的準則

我就是在王老師的學術方向轉型之后拜入師門的。2003年,我入學北師大文學院,同樣深感“語言論轉向”的震驚。中學時讀朱光潛的《談美書簡》,對審美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想象,可一入大學課堂,就被老師“文學概論”課上嚴謹的理論范式分析所震驚,覺得理性冷峻、正兒八經的條分縷析,實在不美。而后來,在幾乎每一門選修課上,我都能聽到結構主義、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敘事學、符號學等名詞。這對一個剛剛高中畢業的縣城學子而言,本身就是一種震驚。甚至可以說,我讀書的起點即來自西方的“震驚”。因為進入大學之后,我讀的第一本理論書就是王老師在課上推薦的《鐵屋中的吶喊》。

這本書的作者——哈佛大學李歐梵教授,本身就是一位學貫中西的批評大家。2011年,他還邀請王老師到訪哈佛。從李歐梵的書里,我讀到了一種過去從未明確意識到、卻又朦朦朧朧有所感覺的魯迅對“黑暗之力”的迷戀,便以此為線索,又讀了夏濟安的《黑暗的閘門》和魯迅的《摩羅詩力說》,從而認識了文藝學研究要達到的學術效果,也學會了順藤摸瓜的讀書法門。李歐梵的研究為王老師轉型之后的一條學術準則做了示范,即“讀外國書,解決中國問題”。

后來,我跟隨王老師做上世紀80年代的“強國夢”論爭,做第六代導演的城市電影,都是在這一準則下做的延展。我一度還勃發出宏大的學術“野心”,想融匯馬克思主義、現象學、實用主義和宋代理學,統合出一個足以詮釋當代中國文藝現象的生活論批評框架。近年來,我又想回到文本和符號,從當代中國的泛媒介文化現象中爬梳出一種新的“泛在文本觀”。我用以活絡思路、剖析對象的理論主要來自西方,工作領域也稍顯離開文學,進入了媒介與美育,但我的關切始終離不開師門的傳承,離不開那種在中西方對話中展開思辨的路向。

如果說童慶炳教授那一代學人接受的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論,如現實主義、典型論、人民性、大眾化等范式和中國古典文學等,那么他們就是把這些來自西方的理論與中國后來的發展語境相結合,生成了審美意識形態、心理詩學等原創性話語,并教給了他們的學生。如果說王一川教授那一代學人接受了上述原創性話語,同時受到西方體驗美學、自由、主體性等范式影響,那么,他們又把這些來自中西方的理論與中國后來的發展語境相結合,生成了修辭論美學、文體詩學、文化詩學、興辭詩學等范式,教給了他們的學生——我們。當然,這只是極其粗略的區分,比如文體詩學、文化詩學等領域,顯然是上述兩代學人通力合作,而又以童慶炳教授那一代學人為主導而產生的本土理論范式。而每憶及此,我都會想,我們這些學習了經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國文化詩學、英國文化研究、美國經驗學派,乃至多元回歸分析、結構方程模型的“80后”學人,又要拿什么去教我們的學生呢?每想到這里,我就會感到“傳燈”使命在前。

在我熟悉的這個學科,每一代學人都在有限的條件下,立足于他們的學術傳統和時代語境,努力接納來自全球的知識,最終形成屬于他們的方向與方法,并教給他們的弟子們,再由弟子們去延續其路,另辟其途。在這里,師門傳承是一條根本的血脈。我是2012年作為聯合培養博士生出國留學的,那時與王老師1988年出國時的語境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以互聯網為媒介,西方學問進入中國之迅速,讓中外間的知識論差異并不大。所以,在美國杜克大學,我跟隨著名漢學家羅鵬(Carols Rojas)讀書時,沒有遭遇到多么明顯的學理“震驚”。相反,我發現海外漢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其實高度關切當下的中國,包括文學、電影等。而當年的許多“震驚”,比如后殖民、種族、身份等話題,都起源于“美國問題”。它與中國傳統和自身演進的語境并沒有發生學意義的關聯。

這堅定了我從學師門而繼承來的那條準則:讀西學,治中學。這不是說只讀西學,而是說讀西學的目的是為了治中學。在媒介早已全球化的時代,只有于中西文明交流互鑒之中,中國學術才能不斷積累與發展,才足堪開創出匹配民族復興大勢的“大學問”。我希望自己能把這一師門傳統延續下去,因為“師門”本身就代表著知識的積累、光明的傳遞、斯文的不滅與弦歌的永續。(作者 林瑋 系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受國家留學基金資助赴美國杜克大學留學)

來源:神州學人(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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